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将于4月19日拉开帷幕，而有关选举债券的新闻则于近期在该国政坛“一石激起千层浪”。今年2月，印度最高法院先是宣布这一向政党捐款的机制违宪，之后要求印度国家银行公布几年来多个政党获得政治献金的数额和金主，而相关数据显示，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是选举债券机制的最大获益者。在反对党狠批该机制带来腐败的同时，一些商界人士则表示，取消选举债券将使印度回到“用一箱箱现金行贿的过去”。在西方选举模式下，政治献金以及“黑金”很常见，但印度的政治“黑金”却与该国“黑色经济”盛行密切相关。这一经济模式与腐败相生相伴，给印度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阻碍。

“选举债券比它所取代的一箱箱非法现金要好得多”？

“选举债券数据曝光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腐败战术”，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在印度选举委员会3月14日公布有关选举债券的数据后，国大党领导人拉梅什这样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介绍称，选举债券制度是2017年印度时任财政部长贾伊特利提出的一种选举筹资方法，已经成为印度政党收受政治献金的重要管道。捐献者可购买印度国家银行（SBI）发行的债券，再匿名捐给属意的政党，政党收到后再向该银行兑现。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不仅可以匿名购买选举债券，购买的金额也没有限制，这引发了不少争议。印度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决该机制违宪，并要求SBI在3月初之前向印度选举委员会提供收到债券政党的详细资料，还要求选举委员会限期在其网站上公布详情。

根据3月14日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资料，从2019年4月到今年1月，印度执政党印人党是收到选举债券最多的政党。截至去年3月，在各政党已经兑换的所有选举债券中，印人党合计收到约7.3亿美元，占选举债券总额的48%左右，而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同期兑换债券约1.71亿美元，占债券总额的11%。

在相关数据公布后，拉梅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快速的初步分析”。他认为，选举债券数据曝光了印人党的几种“腐败战术”，包括公司向印人党捐款后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巨额利益；印人党通过中央调查局等对一些公司进行突袭检查后，这些公司被迫通过选举债券向执政党捐款；企业在收到中央政府的拨款或财政支持后，通过选举债券偿还这种恩惠等。为了证明自己的分析，拉梅什还附上例子，比如梅加工程和基础设施公司2023年4月向印人党捐赠了14亿卢比（1元人民币约合11.5卢比），仅仅一个月后，该公司就获得了1440亿卢比的塔纳-鲍里瓦利双隧道项目。此外，在购买选举债券数额最多的30家企业中，至少有14家遭到过政府突击搜查。

印度尼赫鲁大学一名政治学专业学生在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选举债券体现了印度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问题，匿名捐赠政治献金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政治透明和问责的原则，也加剧了财阀与政客勾连进行利益输送的嫌疑。一名印度商人对记者说，选举债券无疑为有钱人提供了一条影响政客和政策走向的便捷渠道，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会加剧社会撕裂，最终损害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 一名印度网约车司机称，他对政客和企业主之间这种你来我往的金钱交易感到无比气愤和失望。

“糟糕的判决，各政党将重回‘黑金路线’。”印度软件业巨头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前首席财务官帕伊并不认可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据印度《今日商业》杂志报道，帕伊认为，在宣布选举债券违宪后，各政党将转向旧模式，即允许企业和个人使用现金进行政治捐款，这会让资金的来源更不透明，“选民知道之前是谁捐钱吗？现在他们知道各党派的（收款）金额了！”印人党全国副主席潘达则表示，选举债券比它所取代的一箱箱非法现金要好得多，“这些现金箱受到‘污染’，总是（涉及）逃税，而且往往与毒品和武器走私有关”。

帕伊的说法不无道理，选举债券最初的诞生也是为了限制“黑金”影响政治，但最后因为捐款既不设置上限，也不公布捐赠者姓名而变味。在西方选举模式下，合法的政治献金以及非法的“黑金”都存在，而印度的政治“黑金”则异常多，这与该国的“黑色经济”盛行关系密切。

加上“黑色经济”，印度是第二大经济体？

在国际上，“黑色经济”也被称为“影子经济”“地下经济”等。印度知名经济学家阿伦·库马尔研究该国的“黑色经济”已有40多年。他对印度“黑色经济”下的定义是包括产生“黑色收入”（即“黑金”）的所有活动，而“黑色收入”是要素收入、财产性收入，不向税务机关缴税。库马尔表示，印度的“黑色经济”不仅存在于非法经济活动中，也存在于合法的经济活动中，比如商人、医生等在提供产品和服务后获得收入但不纳税。

印度的“黑色经济”规模统计口径不同，因此结论也就不同。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2013年的数据显示，“黑色经济”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印度版的报道，2013年印度的GDP约为1.86万亿美元。《印度教徒报》2014年称，当时“黑色经济”占印度GDP的75%，这一年印度的GDP约为2万亿美元。在2017年出版的《了解印度的“黑色经济”和“黑金”：对原因、后果和补救措施的调查》一书中，库马尔表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黑色经济”在印度变得重要以来，该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与官方数据相比长期少5%。这位印度学者认为，如果将“黑色经济”包括在内，印度的经济规模在2016年时约为15万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而不是2.2万亿美元（印度2016年的GDP约为2.29万亿美元——编者注）。“我们本可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库马尔在书中这样写道。

库马尔对印度“黑色经济”规模的评估难以得到证实，但该国不正规经济确实盛行。《环球时报》记者此前在驻印期间曾与一个提供订机票服务的中介打过交道。这名中介的主业是售卖电器，同时兼职为客人订机票和酒店等。他的店铺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但熟悉情况的人告诉记者，该中介至少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卢比的资金，这些收入和财富都不纳税，也属于“黑金”范畴。

“根源在于政治腐败”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印度“黑色经济”盛行，根源在于该国的政治腐败，这一现象由来已久，一直是各政党用来收买民众选票的主要途径。还有观点认为，印度“黑色经济”不断发展，是因为其以服务业和非正规就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不便于国家税收部门的跟踪与监督，另外还与国家税收体系效率低下及公民的缴税意识薄弱有直接关系。

库马尔认为，“黑色经济”之所以在印度盛行，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不无关系。他表示，由于在殖民统治期间经历了去工业化，在国家独立前后，印度的资本家大多都是小资本家，不仅缺乏基金，而且缺乏技术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生产。这就使得印度要发展私营经济，就需要公共部门筹资支持，政府需要通过征税和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进口来抑制消费，这样出口所赚的外汇就能尽可能多地留在国内发展经济。1944年，印度较大企业的代表就起草了一份国家独立后的工业化计划，其中就包含上述政策要素，这些要素也被纳入印度1948年和1956年的工业政策文件。不过，之后印度不少企业主却通过贿赂当局来赚取额外利润，他们违反政策进口被禁以及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商品。

库马尔分析说，独立后，印度的权力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转移到一个“相对不负责任的政治阶层”，而印度的公务员制度“主要对统治精英负责”。印度政府1956年的报告主张有必要控制“黑色经济”，以便为发展筹集更多的资金。报告称，在印度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企业从黑市活动中获利。

库马尔还表示，随着印度的发展，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出现了基本商品和服务短缺的问题，这导致了黑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印度大企业主意识到，操纵贸易和经济政策需要接近政治权力。他们开始通过资助政党和候选人来直接控制政治进程，还越来越多地干预关键部门高级官僚机构的人事任命。1991年，印度政府放开了经济政策，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让企业贿赂官员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整个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都在增加。此外，随着外汇管制的放松，企业主可以更方便地把钱取出来，可以更容易地在金融市场上玩游戏，以获得更多的“黑色收入”。自1991年以来，印度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教育和卫生事业，也为它们从事非法活动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如果政党仍以争夺权力为目标，问题就难解决

在印度，“黑色经济”以及“黑金”本身就和政治腐败相生相伴，还严重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一些人将“黑金”投资于非法采矿，导致安全事故频发。

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就承诺将追回印度在海外的所有“黑金”，并将其分给印度民众，确保“每个印度人的银行账户存款150万卢比”。之后，印度政府出台了《外汇法案》《收入申报计划》，并于2016年发起声势浩大的“废钞运动”。有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5年印度流通的货币增加了40%，流通领域500卢比面值纸币增长了76%，1000卢比面值纸币则增长了109%。纸币增长的幅度与同期经济增长幅度严重不符。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存在于民间数额巨大的“黑金”造成的，于是宣布从2016年的11月9日开始停用旧版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大面值货币，要求民众到银行兑换面值500卢比和2000卢比的新币。

印度政府的上述行动效果并不如预期那样显著。尽管“废钞”举措使一些“黑金”持有者暴露了身份，但仍有许多人通过其他方式将“黑金”洗白，比如通过外汇交易和加密货币等。印度《国民先驱报》2022年11月报道称，莫迪政府未能遏制该国的“黑色经济”，“黑金”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莫迪政府曾预计，“废钞令”将至少消灭3万亿到4万亿卢比的“黑金”，但印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99%因“废钞令”而失效的货币又回到了银行系统。在价值15.41万亿卢比的作废纸币中，价值15.31万亿卢比的纸币被退回银行系统。

谢超表示，印度政府打击“黑色经济”的举措很多，但基本上都无功而返。如果印度政党仍以争夺权力而不是以提高治理能力为目标，那么这种“黑色经济”就会一直存在。谢超评价说，选举债券原本是为了打击“黑金”而创立的机制，但最后也不过是为政党获取秘密献金提供了一层法律外衣。此次废除选举债券，只会推动印度政党通过其他灰色途径募集资金。

【环球时报记者 苑基荣 陈子帅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约记者 李梓硕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伊文】